戏曲现代戏要突出人民性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刚刚闭幕的第13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作演出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再一次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并在研讨会上又一次得到上海文化界戏剧界的好评。《西京故事》于今年3月问世，至今已演出120多场，除了热演陕西，该剧还应邀赴北京、重庆、上海参加各类重大演出活动，赢得各地观众、文化界、戏剧界、思想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至今，关于《西京故事》的专题研讨会已召开30余场，专家研讨会5次。与会者从《西京故事》谈到剧作家陈彦的“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并针对当前戏曲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民族戏曲在今天要更加关注现实、关注大众生存状态、关注普通人的情感,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现将几次研讨会上部分专家观点摘要刊出，以期引起各界对于戏曲现代戏创作的关注。

　　姚欣（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现实题材现代戏需要作家对正在前进中的生活有正确把握。不少戏剧院团，要么把创作的目光投向历史题材，要么搞现代戏也片面强调娱乐性，往往不能在深层次上反映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多数流于浅薄，缺乏生命力。

　　剧作家陈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他的目光注视着现实，注视着现实生活中普通的人民大众。他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关注大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他对题材及立意深入发掘，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把主要人物摆在两难和困顿的矛盾纠葛中精心打造，歌颂普通人在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冲撞中的无私奉献和对民族核心价值的坚守，体现了当代民众身上崇高的人性美和困境中坚忍不拔、昂奋向上的精神。

　　仲呈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化建设要注重常态。文化似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里面无处不在的软实力。

　　陈彦“西京三部曲”从哲学层面，从人类艺术把握世界的思维层面做出了独献，喊出了一个植根于祖国人民之中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卓有见识的思考，他的创作告诉我们，戏曲是中华民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戏曲这种审美方式既能把握历史，也能把握现实。

　　普通人群中真善美的情感和人性，才真正是一个民族的软实力所在。我们的时代需要作家、艺术家用他们的辛勤耕耘引领全民族的艺术创作和鉴赏。他们应该有丰富的知识开拓我们的眼界，有高于知识的智慧照亮我们的精神航程，有深刻的人生感悟让我们受用。

　　陈彦（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剧作家）：现代戏首先应该是艺术创造。既然是艺术创造，那么在事件、人物筛选上，就要进行有价值的艺术甄别。这种甄别不仅包括生活的普适性，更包括这种生活对时间和历史的长久印证力。从这个角度讲，努力开掘常态题材，关注平常生活，可能是现代戏把握生活本质规律，从而与生活自身的恒常性一道进入艺术恒久性的最重要通道。对于没有限定的寻常生活的发掘，更能使一个创作者身心自由地迈入艺术王国进行创造劳动，而这种经过艺术家粉碎、咀嚼、消化、省察了的生活，再精心抟成艺术之器时，艺术家对于生活的历史认知把握和对艺术自身的永恒性追求，便沁入心脾地化合到他的“器物”之中，这个“器物”自然就有可能避免“流感”侵扰，从而构筑起能够抵抗“短命效应”的强健体魄。

　　所谓永恒主题，其实就是人类永远都在演出的那些生活。这些生活经过艺术家内化后重新排序、演绎，赋予一定的价值意义。持守恒常价值其实就是固守作品的生命力。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需要站在当下，做好承继既往价值谱系的工作，把那些最有价值而又被时尚不断遮蔽、湮没了的东西持续“打捞”上来，让它在新的生活现场重放光芒。随时能颠覆与改变的价值观，肯定不是值得“打捞”的瑰宝。戏曲现代戏创作更应以一种成熟心态，远离时尚，远离猎奇，远离怪叫，持守恒常，把心思用到关护人的真实内心上去，用到钻探生活的真实原浆上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切入到生活的本质，“打捞”起有价值的“干货”。

　　如果不能为社会大众所接纳，我们创作的意义又是什么？民族戏曲数百年的历史证明，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一定是持守正道，持守恒常价值、恒常伦理，向上向善并特别照耀弱势生命的。戏曲这种草根艺术，从骨子里就应流淌为弱势生命呐喊的血液，如果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忘记了为发言，那就是丢弃了它的创造本质和生命本质。

　　季国平（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在各种诱惑、各种文化现象的冲击下，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坚守。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的自觉自信，对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和品种，也同样存在自觉和自信的问题，戏曲要向强势文化学习和借鉴，但是不能在这个过程中丢失了自我。

　　剧作家要通过对当下生活的独到把握和理解，找到能跟当代人共鸣的思想、人物、方式。实际上戏曲的文学价值，绝不亚于小说，甚至某种程度上比小说更难。戏曲创作受舞台制约。戏曲是在已有的样式上发展，弄不好就是脸谱化、类型化；弄好了，就是戴着镣铐跳舞，跳精彩了就是戏曲的魅力。

　　安葵（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传统戏曲历来提倡写崇高人物，由于理解偏差，总是出现很多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形象，而高大全的人物总是为读者、观众厌弃，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消灭崇高的艺术形象，似乎真实与崇高是对立的。陈彦笔下的人物形象，能够做到真实和崇高的统一，在展示内心痛苦的过程中，呈现了崇高的一面。这一点具有很深刻的美学意义。

　　戏剧是最困难的文学样式，戏曲在戏剧中又是最困难的。很多历史剧、传统剧的文学水平也是相当高的，但是现代戏难度更大。我们的口号叫“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希望现代戏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但是不能像新闻报道那样，这就要考验剧作家的功力，思想的功力、艺术的功力。

　　傅瑾（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现代题材的作品未见得就具有时代性。所谓时代性，一是要紧扣时代脉搏，二是要回应时代关切，三是要弘扬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30年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很多变化，这是其他时代所没有的，这种时代最能激发起人们内心的欲望和躁动，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种变化，我们很多人突然进入到一种新的社会环境，这就是时代脉搏。身处这样一个急剧变化、容易迷失的时代，人在面临绝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这正是《西京故事》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沉沦和救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模式，怎样沉沦和谁来救赎成为不同时代作品所要表现的不同的点。罗天福面临的问题是他自己的欲望和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巨大的落差，这种压力几乎把一个人压垮，由于这种压力来自于内心，所以他必须要重树自己的价值来战胜自己的心魔，战胜心魔是他们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时代性。

　　我们要通过艺术作品来感染大家，让大家深切地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战胜自我才能得到救赎，才能有光明的未来，才能获得成功，也就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这才是《西京故事》想要强调的主题，想要弘扬的时代精神。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教授）：好的戏曲作品不仅是优秀的表演艺术，而且应该是剧诗。人在感情无法以通常言语表达时，“长言之不足，则咏歌之”，自然地转化为唱腔，唱出来的歌词，不论是七言体还是长短句，都是诗。好的诗歌除了有激情，还得有精彩传神的语言。戏剧的语言必须符合人物的身份、口吻和性格；作为地方戏的舞台语言，还必须体现地方语言的特色；作为戏曲剧作，不同行当的人物口中吐出的话语，也必须体现行当的特色。

　　平心而论，天下语言中最缺少生动性的，就属知识分子说的话了，弄不好，就会是一口干巴巴的学生腔。观众观剧时沉浸在沉重的语境中，如果能听到那种充满幽默的话语，难以忍住笑声，感情会立刻得到松弛。

　　李宗奇（陕西省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作家）：陈彦创作的三部曲，代表了中国戏剧史上现代戏创作的一个高度，其创作思路循序和彰显着“戏剧兴盛，唯我独勇”的担当意识、“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和“革故鼎新，顺潮而兴”的创新精神。他以平民心态叙述平民生活，以敏锐的笔触揭示社会痛楚，以文学的力量强化唱词，以情感的交错构建故事，以矛盾的冲突丰厚剧情，使之达到可以触摸的亲切和真实，从而为中国戏剧创作闯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路子，征服了人心，医治了当下戏剧委靡的顽疾。

　　王蕴明（中国剧协原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灯火”。做一个成熟的剧作家，我认为要有三条：第一，要有成熟的思想观念，有崇高的理想，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从理性上来讲。第二，从个人情感上说，要自觉地化身于时代的潮流，能够与人民心相融、魂相通，要把真情实感融入到艺术中去。第三，要有一个理性的文学表达，我们讲“真善美”，美是生命的重要元素。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是自觉地、自信地、自省地体现着作家的社会责任，强烈地表达自己对当前社会的关注，表达清醒的社会观察，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晓雷（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文艺评论家）：陈彦戏剧是关注大众命运的一条通道。他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关注他们因自然灾难和社会变迁而形成的种种社会落差，种种生存困境，面对困难苦难灾难，他抒发的是善良、自强、坚毅、奋斗、奉献，书写的是拼搏、抗争、振奋、前进，颂扬种种美好的品格、崇高的精神和冰清玉洁般的情操，所展现的是这个民族最好的特质，展示的是人情人性的美好，呈现的是对尊严崇高的呼唤，对幸福美好的向往，对完美和谐的追求。他作品中充满人性充满善意，即使写反面人物，他也持有爱意，也有一个尺度，绝不让他们走得太远。

　　孙见喜（作家、文艺评论家)：陈彦多年来一直自觉研读中华文化原典，这使他在全国同行中较早并强烈地发出了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呼唤与礼赞。《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三部剧作，从“利他”到“修齐治平”的大公之道；从以“仁”为本的善慈之心、以“义”为本的羞恶之心到以“智”为本的是非之心、以“礼”为本的辞让之心，如同几条优美的旋律线，共频同搏于中华文化的命相血脉，环环紧扣于祖籍原典的精神实质；又如几个关键而强劲的焊点，牢固着国之四维的精神联系。西风中，铜锈中，震颤而撕扯，但它鸣响的，却是民族灵魂的豪情与华夏精神的壮歌！

　　万素(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秘书长)：现代戏需要剥离时尚进入到人的精神深层，去开掘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一些思考和情感。创作者要坚守恒常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发现真理。陈彦秉承这样的戏剧观念，写出了置身转型期社会现实中普通人的心理诉求、情感诉求和精神诉求，与当代人普遍社会心理接通，因此能打动不同的观众群体，使现代化光环下茫然不知灵魂处所的当代人为之震颤！

　　毛时安（上海市政协常委、文艺评论家）：《西京故事》是十几年来中国现实主义剧作当中最重要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这几年，大量的戏剧作品有严重的概念化、符号化倾向，“三贴近”变成了“三突出”，败坏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形象。有很多关于农民工的戏、小说、新闻报道，都是极端化偏激的例子，只是情绪的渲染，除了引起社会骚动，没有好作用。一个艺术家必须有良知，站在国家和人民共同的立场上关注现实，表达现实。陈彦有良知，有勇气，直面现实，成功描写了很现实的农民工问题。他有艺术智慧，对题材有取舍，虽然把生活表象直接地、残酷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冷峻中始终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流动。

　　陆军（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教授、博导）：近年我在各种场合一直焦灼呼唤戏剧舞台上的“国家形象”，《西京故事》终于让我眼前一亮。一方面，这部作品所体现的内容与形式上的思想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所展示的民族观念、情感和审美的深度，已具备了“国家形象”的品质。另一方面，剧中罗天福这个人物形象，吸纳象征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千年古树”的不竭灵气，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他坚韧、乐观、勤朴、自强的品格，让人真切感受到舞台上“国家形象”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震撼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中国戏曲现代戏史上不可多得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吴兆芬（上海越剧院一级编剧）：现实主义题材，特别是当下题材的戏，太难写了，剧作家要有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要直面冷峻的社会矛盾，要直面人物内心复杂的矛盾，这其中有苦难，有苍凉，有酸楚，有痛苦，而不是假大空的、概念化的，是人物内心“里三层”的真实的思想感情，要有感染力地、可信地张扬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张扬普通人的平常心，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优良品德。

　　现代戏唱词既要有朴实的乡土味用语，又要精心提炼、挖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真切切的“贴肉”语言。完美的演出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无概念化虚拟，无陈词滥调，有哲理、发人深思，才能韵味无穷，有感染力。

　　当代戏曲要真正打动人心，上升到情感层面才是最高境界，让人欣赏、震撼、感动，直指人心。